2014 年，我與Y在德國易北河進行一趟河輪之旅，造訪前東德的幾個城市。 搭乘的船名叫 Schumann， 本以為是浪漫時期的德國作曲家舒曼（Robert Schumann）， 但後來在船上圖書室看到《Clara Schumann: the Artist and the Woman》這本傳記，才知道此艘河輪其實是因克拉拉而命名。 航行的過程，我時不時會晃到圖書室翻閱這本厚達300多頁的傳記。 很難想像，在100多年前我們認為仍是守舊封閉的年代，卻有著這麼一位奇女子：不僅在音樂上的造詣卓越非凡，更令人折服的是她的勇氣、韌性、具備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的創新及行動力。 2016 年，我們開展一個新的志業：試圖建構古典音樂（室內樂）與普羅大眾深刻接觸的平台。 因此，開始留意與古典音樂有關的創作（諸如電影），以及安排聆賞音樂會的機會。 過程中，接觸到電影《琴戀克拉拉》（Beloved Clara），劇情雖仍將克拉拉定位為才華橫溢的鋼琴家， 但主要刻畫卻僅是舒曼夫婦與布拉姆斯之間的三角關係； 而在所參加過與舒曼有關的音樂會中，曲目的設計或闡述，往往也以相似的題材發展， 克拉拉似乎被限縮在“被愛慕的繆思”的刻板印象，失去她個人鮮明的特色。如此的浮光掠影和我當年透過傳記的邂逅大相徑庭， 讓我深深覺得，這些精彩的人事物若只停留於窄化的情節，真的是太可惜。 2018年，聲泊廳嘗試推出melodrama （melody + drama），當時曾考慮沿用音樂總監王佩瑤老師編製過的一齣以舒曼夫妻信件做為曲目穿針引線的音樂會，但後來因為某些演出條件不具足而作罷。 2022年，沉潛了這幾年的想法，在偶然中又被提及。接續，佩瑤在一次回紐約的行程，特地拜訪Morgan Library查閱史料; 當她和幾位大都會歌劇院的前同事分享她的資料採集，發現連許多音樂人都不清楚這些影響音樂發展甚為關鍵的歷史脈絡。 在數度討論之後，我們覺得值得花些力氣，抽絲剝繭探索，讓尚未被世人知悉的部分人事物，能夠以音樂的方式被立體呈現。 為什麼在100多年後， 一個女性音樂家以及與她生命密切與共的人和故事，值得被訴說、被演出？ 過去三年全球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表演藝術領域首當其衝，即使在疫情之後，仍有許多困境與難題，無法獲得解答。若轉而回溯歷史，凝視克拉拉的一生是否能為我們映照一些反思和出路？　 她的一生，作為鋼琴家、作曲家、舒曼的妻子以及其創作的經紀代言人、八個孩子的母親、單親媽媽，可說是身兼多重的人生角色。　其演奏生涯長達60年，至今看來仍是不可思議的數字，更遑論在1800年代，在仍是以男性為主體的時代，她的成就與其他男性同僚並駕齊驅，不僅突破了傳統的性別限制，更提升了音樂家的高度與廣度。　　 步出演出舞台，藝術家就和尋常的市井小民，需為生活中的柴米油鹽奔走，也有人生各式悲喜交欣的議題需要面對。 如何在音樂創作演繹的抽象雲端，與現實俗世的繁瑣之間取得平衡，一直是舒曼夫妻個別身為藝術家的挑戰，也是兩人婚姻關係中不斷浮現考驗之處。 兩人音樂思想的交流，以及從愛情長跑坎坷階段的魚雁往返至婚後多達12000多則的婚姻日記， 呈現出令人感動的深情、默契，同時也有著令人揪心的矛盾衝突。 上述的傳記作者也是著名學者Nancy Reich 在出版克拉拉傳記的第一版時，對她一生所下的總結為：由勝利與悲劇組成 （triumpth & tragedy）。 後來的再版，她做了補充修訂也更動她先前的結論，認為克拉拉的一生更真確的描述應該是：偉大的才華，掙扎與生存 （great talent, struggle, and survival）。 早在一百多年前，克拉拉以她的天賦以及韌性，突破了社會為性別設下的重圍。 希望透過深探她的故事，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位女性的典範，更是身為一個人，在面對生命的困境，依靠著他的熱愛（音樂），勇敢的化挑戰為機會，開創新局，提供後輩鼓舞以及啟發（inspiration & aspiration）。